我攥着那根磨得发亮的铜烟杆，后脖颈子还黏着昨天拉活时蹭的泥灰，眼睛一眨就换了地界儿。

先前那洋车还在我手边晃悠，车把上挂着的搪瓷铃铛却没了声，再抬头时，正阳门的楼子还在，可上头飘着的不是青天白日旗，是些个歪歪扭扭的太阳旗，风一吹哗啦啦响，像极了办白事时撒的纸钱。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摸了摸腰间——那串铜板还在，可指尖触到的不是粗布短褂，是件灰扑扑的破军装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里头塞着的窝头渣子硌得慌。

这是哪儿？

我不是刚把西四牌楼的张太太送到家吗？

怎么转个身，街上的人都变了模样？

穿和服的娘们儿挎着日本兵的胳膊，脚下木屐敲得石板路当当响，街边的铺子大半关着门，开着的也都挂着“大日本皇军亲善”的破布条，风一吹就跟吊死鬼似的晃。

我正发愣，后腰让人狠狠踹了一脚，踉跄着扑在洋车辕上，回头看见个戴歪帽的伪军，手里鞭子指着我鼻子：“瞎看什么？

良民证拿出来！”

我摸遍了全身口袋，哪有什么良民证？

先前拉洋车哪用这玩意儿？

正想分辩，那伪军的鞭子又抽过来，我赶紧蜷起胳膊挡了一下，鞭梢扫过耳朵，火辣辣地疼。

“没证还敢在街上晃？

是不是八路探子？”

他唾沫星子喷在我脸上，我这才看清他帽檐下的脸——左眼角有块疤，像条小蜈蚣，去年在天桥抢过王三麻子的糖人，那会儿他还只是个地痞。

“老总，我就是个拉车的，刚……刚睡醒迷了路。”

我赔着笑，手却悄悄攥紧了车把，这洋车跟了我三年，车轴上的每道刻痕我都熟，此刻它的铁圈冰凉，倒让我心里踏实了些。

“拉车的？”

他眯着眼打量我的破军装，“穿这身行头拉洋车？

糊弄谁呢？”

正说着，街角传来一阵马蹄声，几个日本兵骑着高头大马过来，马靴踏在地上咚咚响，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。

伪军立刻变了脸，哈巴狗似的迎上去，点头哈腰地说：“太君，抓着个形迹可疑的！”

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兵勒住马，叽里呱啦说了句什么，我听不懂，只看见他手指向我，另一个挎着军刀的日本兵就跳下马，拔出刀来抵着我的脖子。

刀锋比腊月的冰还凉，我闻到他身上一股劣质烧酒的味儿，心里头那股火噌地就上来了——想当年在顺天府，我祥子什么时候受过这份气？

可脖子上的刀提醒我，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。

我缓缓举起手，眼睛盯着那日本兵的脸，他年纪不大，脸上还有青春痘的疤，可眼神里的狠劲比虎妞她爹还吓人。

“我是良民，真的是拉车的。”

我尽量让声音稳些，指了指身后的洋车，“您看，这是我的车，我靠这个吃饭。”

那日本兵似乎听懂了“车”字，目光移到洋车上，突然咧开嘴笑了，露出两排黄牙，用生硬的中国话说：“你的，车，皇军征用。”

说着就招呼另外两个兵去卸车辕上的铃铛。

我急了，那铃铛是我攒了三个月工钱给小福子买的，她最爱听这铃铛响，说像庙里的铜钟。

“不行！

那是我的车！”

我扑过去想抢，后腰又挨了一枪托，疼得我直咧嘴，眼前阵阵发黑。

等我缓过神来，洋车已经被日本兵拉走了，那伪军还在旁边笑：“傻小子，命都快没了，还惦记辆车？”

我瞪着他，突然想起三年前在车厂，二强子卖女儿那天也是这么笑的，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喘不上气。

正想爬起来，旁边有人拽了我一把，是个穿蓝布衫的老头，手里拎着个空篮子，低声说：“别跟他们较劲，快走吧，一会儿巡捕来了更麻烦。”

我跟着他拐进一条胡同，墙根下堆着些烂白菜，几个孩子正抢一块发霉的窝头。

老头叹了口气：“你是从南边逃过来的？

看你这样子，不像咱们北平城里的。”

我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实在说不清自己是从哪儿来的。

“这年月，活着就不易。”

老头指了指墙上的告示，“看见没？

昨天东单又枪毙了几个，说是通八路的，其实就是没给皇军交粮。”

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，告示上的字歪歪扭扭，旁边还贴着几张人头照片，有男有女，眼神里都带着股狠劲。

胡同深处传来一阵哭喊声，是个女人的声音，撕心裂肺的。

老头皱了皱眉：“怕是又被抓壮丁了，这阵子天天都有。”

我突然想起小福子，她要是看见这些，怕是要吓得直哆嗦。

正想着，胡同口跑进来个年轻媳妇，头发散乱，怀里抱着个孩子，看见我们就喊：“快躲躲！

皇军抓花姑娘了！”

老头拉着我往一个破院子里钻，院里堆着些柴火，我们刚蹲下身，就听见胡同里传来皮靴声和女人的哭喊。

透过柴火堆的缝隙，我看见两个日本兵拖拽着一个穿红棉袄的姑娘，那姑娘拼命挣扎，棉袄的扣子都扯掉了，露出里面的粗布内衣。

我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肉里，老头按住我的手，摇摇头：“别冲动，咱们这点力气，上去就是送死。”

我眼睁睁看着那姑娘被拉走，她的红头绳掉在地上，被皮靴踩得稀烂，像极了那年小福子上吊时用的那根。

心里头那股火又上来了，比刚才被抢车时更烈，烧得我五脏六腑都疼。

等日本兵走远了，我才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。

老头说：“你要是没地方去，就跟我来吧，我那儿还有个破棚子能遮遮风。”

我跟着他穿过三条胡同，来到一个大杂院，院里挤满了人，有断了腿的士兵，有瞎了眼的老太太，还有几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，正围着一张报纸低声议论。

看见我们进来，一个戴眼镜的学生站起来：“周大爷，您可回来了，刚才李大哥说……”话没说完就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“这位是？”

周大爷把我往前推了推：“新来的，还没地方去。”

戴眼镜的学生打量了我一眼，伸出手：“我叫赵文轩，北大的，你呢？”

“祥子。”

我握住他的手，他的手软绵绵的，不像拉车的那么粗糙。

“祥子？

好名字。”

赵文轩笑了笑，“你别怕，这儿都是自己人，都是受不了鬼子气的。”

旁边一个络腮胡的汉子插话说：“自己人？

我看他穿这身破军装，保不齐是伪军呢！”

我瞪了他一眼：“我要是伪军，刚才就把你们都卖了！”

络腮胡还想说什么，被周大爷拦住了：“老王，别瞎猜，祥子是个老实人。”

赵文轩把我拉到一边，指着报纸说：“你看，昨天咱们的人在南口炸了鬼子的军火库，毁了他们三车炮弹。”

报纸上的字印得模糊，可那“胜利”两个字却格外清楚。

我心里一动，想起刚才被抢走的洋车，想起那个被拖走的姑娘，突然说：“我也想跟着你们干。”

赵文轩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“你会什么？”

“我会拉车，熟悉城里的每条胡同，哪儿能藏人，哪儿有狗洞，我都知道。”

我拍着胸脯说，“我还能打架，当年在车厂，三五个汉子近不了我的身。”

络腮胡老王哼了一声：“拉车的能顶什么用？

真跟鬼子交火，你敢动刀子？”

我没理他，从墙角抄起一根扁担，那是根榆木的，我用了两年，一头包着铁皮。

我掂量了一下，说：“这玩意儿比刀子顺手，当年二强子喝醉了打他闺女，我一扁担就把他撂趴下了。”

赵文轩眼睛亮了：“好！

正好我们缺个熟悉路况的，明天有批药品要从城外运进来，你帮我们带路。”

周大爷在旁边说：“祥子，这可是玩命的活儿，你想好了？”

我想起小福子的铃铛，想起那个红棉袄姑娘的红头绳，想起墙上那些照片里的眼神，点了点头：“我想好了，总比看着鬼子横行强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在杂院的柴火堆上睡着了，梦里又回到了车厂，小福子坐在我的洋车上，铃铛叮叮当当地响，她说：“祥子，你拉我去颐和园吧，听说那儿的荷花都开了。”

我笑着说好，正想扬鞭，突然就听见枪响，小福子不见了，洋车也没了，只剩下满地的血，红得像那天的红头绳。

我激灵一下醒了，浑身都是冷汗。

旁边赵文轩正借着月光擦枪，那是支老旧的步枪，枪身都磨亮了。

“睡不着？”

他问。

“嗯。”

我应了一声，“我总觉得这一切像场梦，要是能醒过来，还能看见我的洋车就好了。”

赵文轩叹了口气：“谁不想呢？

可梦总得醒，醒了就得接着干。

你看院里这些人，哪个不是有家不能回？

老王以前是开布庄的，鬼子来了，铺子被烧了，儿子被抓了壮丁，他才上了山。”

我沉默了，原来这院里的每个人，都有一肚子的苦水。

天快亮时，赵文轩叫醒我：“该走了，跟我去见接头的人。”

我们从杂院后门溜出去，借着晨雾往城墙根走。

街上还没人，只有几个扫街的老头，看见我们就赶紧低下头。

走到西直门附近，赵文轩带我拐进一个茶馆，里面只有一个穿长衫的男人，戴着顶瓜皮帽，正慢条斯理地喝茶。

“张先生，这是祥子，今天的路就靠他了。”

赵文轩介绍说。

张先生打量了我一眼，从怀里掏出张纸条：“这是路线图，从西便门出城，到八里庄的老槐树下接头，暗号是‘今天天气好’，对方会说‘适合晒粮食’。”

我把纸条记在心里，然后撕了嚼烂咽下去。

张先生又递给我一个布包：“这里面是通行证，要是遇到盘查，就说是给皇军送菜的。”

我接过布包，揣进怀里，感觉沉甸甸的。

出了茶馆，赵文轩把一辆三轮车推过来：“骑这个，比走路快，也不容易引起怀疑。”

我跨上去，脚一蹬，车就轻快地跑起来，还是熟悉的感觉，只是车斗里装的不是人，是些伪装成蔬菜的稻草。

我沿着胡同穿行，晨光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，路过昨天被抢车的地方，地上还有摊血迹，已经发黑了。

我心里默念着：小福子，你看着吧，今天我干成了这事，就离把鬼子赶出去近了一步。

快到西便门时，遇到了岗哨，是两个伪军，端着枪在盘查。

我心里有点发紧，赵文轩在后面说：“别慌，按张先生说的来。”

我停下三轮车，掏出通行证递过去，其中一个伪军就是昨天踹我的那个疤眼。

他接过通行证，翻来覆去地看，又掀开稻草看了看，咧嘴笑了：“祥子？

你没死啊？”

我心里一惊，他认出我了？

赵文轩在后面说：“老总，这是我伙计，昨天不懂事，多有冒犯。”

疤眼伪军哼了一声：“算他运气好，今天皇军心情不错。”

他指了指稻草，“这里面真是菜？”

“是啊是啊，给皇军司令部送的，新鲜的黄瓜。”

我赶紧说，心里头怦怦直跳。

疤眼伪军伸手从里面摸出一根黄瓜，咬了一口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走吧走吧，别耽误了皇军吃饭。”

我松了口气，蹬起三轮车就走，刚过岗哨，就听见后面传来枪响，赵文轩拽了我一把：“快！

他们发现了！”

我拼了命地蹬，三轮车在土路上颠簸，后面的枪声越来越近，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。

我拐进一条岔路，这是条近道，尽头有个小桥，过了桥就是八里庄。

可刚到桥头，就看见桥被拆了，只剩下几根木头桩子。

“跳下去！”

赵文轩喊道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桥下的水不深，但石头不少，可后面的枪声已经到了跟前。

我咬紧牙关，猛地把三轮车往桥下推，然后拽着赵文轩跳了下去。

水不深，刚到膝盖，可底下的石头硌得脚生疼。

我们爬上岸，就看见几个穿着便衣的人跑过来，为首的是个络腮胡，手里提着枪，低声说：“是赵同志吗？

暗号？”

“今天天气好。”

赵文轩喘着气说。

“适合晒粮食。”

对方回应道，然后笑了，“快跟我们走，后面的人我们顶着。”

我跟着他们钻进一片高粱地，风一吹，高粱叶沙沙作响，像在唱歌。

走了约莫半个时辰，来到一棵老槐树下，树下停着辆马车，车上盖着油布。

络腮胡掀开油布，里面全是木箱，上面印着“药品”两个字。

“都在这儿了，辛苦你们了。”

他说。

赵文轩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多亏了祥子，不然我们还到不了这儿。”

我看着那些药品，突然觉得浑身的力气都没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望着天上的太阳，觉得比在车厂时暖和多了。

络腮胡说：“鬼子估计快追来了，我们得赶紧转移，祥子，你跟我们一起走吗？”

我想起杂院里的周大爷，想起那些抢窝头的孩子，摇了摇头：“我还得回城里，那里还有人等着我。”

赵文轩递给我一把匕首：“拿着，防身用，以后有需要，到东单的茶馆找王掌柜，就说找祥子的车。”

我接过匕首，揣进怀里，感觉沉甸甸的，像揣着个念想。

我转身往回走，高粱叶划过我的脸，有点疼，可心里头却敞亮多了。

走到西便门时，太阳已经老高了，岗哨换了人，没认出我。

我顺着胡同往杂院走，路过昨天那个伪军疤眼被打死的地方，他躺在地上，眼睛还圆睁着，手里还攥着半根黄瓜。

我没停脚，继续往前走，路过一家没关门的铺子，门口挂着个铃铛，叮叮当当地响，像极了我给小福子买的那个。

我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，然后笑了笑，挺直腰杆，往杂院的方向走去。

胡同里的孩子们还在抢窝头，可今天他们的脸上，好像多了点什么，我仔细一看，是希望。